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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教育的“霾”伏圈

2017-11-29 16:52 来 源:雅昌艺术网 浏览 字体:

  今年,四川美术学院再次申博,再次失败。

  而早在2003年全国艺术院校进行第一次教学评估时,川美的评估结果就曾非常不乐观。 

  但现实是,这所专业艺术院校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均贡献了大批优秀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今年6月,观众通过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时代质感—四川美术学院作品展”上的210位艺术家、300件作品切身感受了川美的厚重历史,而几天前第四届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刚刚揭晓,毕业于川美的刘加强获得了二等奖,目前正为申请中国美术学院展览研究博士学位做准备。此外,社会美誉度和评价度也维持着高水平:2016年本科招生1500人,实际报考突破10万人,2017年刚完成的研究生报名人数为2000人,计划才招生300人。

  今年9月,教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发布,进入者均欢欣鼓舞,但舞蹈专业的完全出局多少让人有些吃惊,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直言此结果“绝对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每一个艺术门类首先是‘术’,只有理论、只有学,没有‘术’是不成立的,这样一个艺术学科落选我觉得很悲哀。”

  中等艺术教育领域的情况呢?貌似也不容乐观。

  近日,江苏省确定试行音乐、美术考核计入中考总分的消息曾让很多人欢呼雀跃,以为艺术教育的春天已到,但实际情况却提醒大众冷静:目前仅江苏一省试点实行,且具体考核内容是理论知识而非动手创作,换句话说,考的是美术理论知识而不是画画。“其实(和以前相比)没多大差别,国家重视了,但孩子的负担更重了。听说明年的考试可能要实行人机互动,目前考试内容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次,要想真正普及美术教育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某中学美术教师如此说。不过据另一位老师透露,考试目的是促使部分不开艺术课的学校正常开设艺术课程,“因为不考试,学校更不会开设艺术课程,但考试内容不难,目的让90%以上的学生过关。”杭州某艺术培训机构美术鉴赏老师武向辉则认为此举是把双刃剑:“中国需要艺术,尤其是大众的艺术教育。”他还记得自己就读的镇中心小学配备有音乐和美术老师,后来“发现,城市里的同龄同学基本上比我对艺术的感知更强烈,但也有更多农村同学从来不上音乐美术课。”总的来说,他觉得(艺术进入中考)对于农村学校的艺术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他担心的是评价标准:“是让学生自由学会艺术的思维方式还是会画一张所谓的‘好画’?”

  爱之深,方责之切。

  六年前,当艺术学独立为学科门类时,业界一片期待之声。时间过得很快,当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跨入“双一流”时代、中等教育改革不断时,终究是什么造成了上述落差?此类虽非大变动,却呈“漫天开花”式在小范围陆续生发的现象值得深度思考。虽不会立即致命,它们却能在无声无息中磨耗着原本就脆弱的艺术生态。

  争议中的评价纬度 

  今年11月,中国美术学院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下,与教育部高等学校美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办了第二届中国艺术教育论坛。来自全国各艺术院校及综合性大学艺术学院的70余位校领导、学报主编、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美术学教指委委员等专家学者们齐聚。圆桌会议上,参会者坦诚交流。其中,评价体系被首要吐槽。

  “今天,我们一直想建立学科评估体系,但一直建立不起来,原因在哪里?”多年来一直为此奔波的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意强直言“(三个问题)不解决,学科永远处于困境”:学科设置的认识模糊、创作与研究关系问题的非准确理解,以及没有澄清的学位制度。一直以来,曹意强都努力在公开场合澄清艺术与文学的关系:“大家不要说‘晋升’,而要说‘独立’成为学科门类,因为艺术本来就是一个独立学科,文学只是艺术学科里的一种语言形式。”他认为创作、研究都重要,但必须分清成果认定,不能把文字当做评估的唯一。同时,研究与创作两种学位要同时建立。“专业院校的研究和教学如果不能推动创作,那研究有用吗?教学有用吗?”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世名

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意强

  他更指出三种评价纬度“国家指标+社会与历史纬度+学校自身评价体系”中“(最后一个)最重要。”对此,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观点接近:“艺术最忌讳的是统一性,今天中国的艺术院校本身存在同质化的严重问题,统一的一流标准和模式都可能给艺术发展带来严重损伤,如果以其他学科发展和模式评价艺术院校更是对艺术的伤害。”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同样认为目前的评价标准过于单一:“艺术学科如果忽略了对人的评价、对创作的评价、对教育的评价,单纯对科研的评价肯定有问题。”因为他发现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功利色彩非常明显,即使是作为学术研究也是为了完成科研论文的要求。

  “这是个老问题。”为准确说明,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谨以医学为例:大家日常生活中会碰到医科大学和医学院的教授,动手术的时候会不会关心他发了多少论文?不会,只会关心临床水平医术。同样道理,艺术院校什么是好老师?一定不会关注他写了多少论文。但他同时强调科研的重要性:“最优秀的舞蹈家在不在舞蹈学校?最著名的演奏家在不在音乐学院?最优秀的画家在不在美术学院?坦白说,大部分艺术学院在创作水平上不是国内一流,所以艺术学院谈创作的时候要谨慎,要有自知之明。”因为他认为“假如没有对作品的阐释能力,没有对艺术史的梳理能力,艺术评价体系中就没有话语权。”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陈流关注的是地域差异。云南艺术学院始建于1959年,“但整个云南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存在很大滞后。”云南省在全国美展上的题材危机让他很焦虑,“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化身为少数民族就很难彰显民族文化。”但现在整个国家已经同质化,很多少数民族在云南很少见,“但是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不行。我们希望摆脱它,但是有点难。”在他的经验中,云南艺术家有两种形态特别明显:要么自卑,要么自盲目信。“这都是评价系统不太平衡或相对不太科学以至形成的一种自我否定,这样的否定有时把自己真的毁了,有时重新建立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自己。”

  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詹炳红则提到了另一个问题:部分艺术院校知识系统落后社会所需,或漠视智慧变化、技术变迁。2016年,北服变动很大,关闭了一些学院,因为“曾经骄傲的东西坚持不下去”,但也延伸了一些专业。1959年建校、1988年改名的北京服装学院曾是国内最好的化纤学院,前行近30年,“现在做依然不晚。”

  艺术教育面临全新语境

  今年年初,法国在世最重要艺术家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来到国美专门拍摄艺考,因为曾被数万人报考场景震惊,他难以想象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有这么多年轻人想学艺术。这些年,国美本科报考人数始终在7—10万人间。面对这么巨大的受教育人群,艺术教育给出了怎样的新任务?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以及家庭会认为学习艺术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前景和社会地位?这个中国国情跟欧美国院校完全不同,可以说是一个新世纪现象。

2017年中国美术学院本科招生考试现场(杭州考点  周红等摄)

  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美术学院接待了G20夫人团,其中加拿大总理夫人索菲是文化记者出身,参观时提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国美)建校的时候,艺术教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今天艺术教育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提得颇为猝不及防,“还好我们学校一直以来有这个思考。”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世名还记得当时的回答:在蔡先生(蔡元培)、林先生(林风眠)那一辈艺术教育是启迪人心的修养,而在今天艺术教育是社会创新的力量”。

  的确,今天艺术的现实境遇在悄然改变,体制批判、社会参与、全球或本土、政治艺术或美学政治等已不足以匹配此刻的现实感受。一方面,媒介与技术的大发展使艺术创作与知识生产产生巨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了教育的变革与学习的革命。艺术教育的理念、艺术学院的形态都在经历重塑;另一方面,技术乐观主义的反面,数码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新技术正导致感性的无产化,这是一种感性能力的剥夺,艺术教育的源动力正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提供的种种便利中被掏空和置换;此外,艺术的市场化与博物馆化也使艺术创造日渐疲乏,美术学人才培养的第一现场由传统的学院延伸到美术馆、画廊、双年展等更社会化的场域,美术学院在艺术生态中的地位显著下降,大众文化与娱乐工业对艺术和教育产生巨大冲击。

  “19、20世纪建立起的现代艺术教育体系正经历一次新的自我塑造。”在高世名眼里,媒体实验、机制批判、社会参与、多元文化正成为艺术教育的主导话语,艺术教育和文化、批评话语、策展实践深度结合,逐渐形成一种由媒介、现场、田野、日常等概念共同构成的艺术教育新视野。

  “以美育代宗教”这一思想自蔡元培提出后,不仅在当时引起普遍讨论及关注,在今天,依旧透露出所有艺术教育者的愿景和责任。经过漫长多变的20世纪,历史变成了记忆与瞬间,具体到中国,如何消化20世纪艺术史的遗产?如何在全球艺术史的多元文化境遇中建构共同的知识学基础?又怎样在其中确立文化的主体性和本土信念?

  艺术从来就不只是风花雪月,而是面向社会的有为之学。在全球视野和本土关怀的双轮驱动下,新世纪正在迅速地完成技术迭代和在熵化中实现自我奠基。艺术教育实可从中提炼出更普世的人文教育体系,在专业教育之外有所作为。

  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出发?

  可能的应对之策

  方法策略必然多元,其中也必然隐藏不同的格局与视野。

  近年来,政府对艺术教育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但同时,指挥棒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于是,“指挥棒朝哪个方向挥”成为关键。

  某次报告会上,曹意强曾说到:“我们的艺术教育为什么重要?它是跟人类和国家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技能直接相关”。故,如每个学校都按照自身的特殊资源、人才资源、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多元进行,使每个民族都像艺术家一样思考、像艺术家一样工作、像艺术家一样生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希望。民族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最重要的是审美品质的复兴,审美品质是一切创造的最高标准。

  事实上,在川美副院长焦兴涛看来,解决开篇提及“困难”的关键即如何既达到国家对“大学”的基本性要求,又符合“艺术学”的独特性需求,但这是一项需持续思索的课题,其采取的可能应对之策是:探索以特色来创一流的方式。“因为一流就意味着特点和特色,甚至某种独立性。”如其教学中坚持的特色工作室,及令很多年轻老师觉得不可思议的青年教授计划:今年,一名央美毕业后在景德镇陶院工作两年的博士被引进川美,直接被评为教授。“要做非常之举,这也是川美必须要做的事情。”

  实际上,教育模式随着社会和艺术形态、国家战略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必然,中国很多艺术院校专业的设置与变迁和国家形态发展关系很大。但今天,全球化境遇中的教育已非一个国家的自身问题,过去工业革命留下的学科概念已不能完成今天对社会的问题解决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创造力。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王赞对前景甚为乐观,他认为艺术院校应充分自信:随着大众化教育的普及,艺术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嘉年华,在国家办学的基础上,学校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保障得到全面提升;社会对艺术人才的认同感前所未有,如今报考艺术院校的人数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艺术成为社会对于人才培养的广泛认同;艺术人才的出路已经走上更广泛的领域、更宽泛的大艺术概念。

  据其透露,国美正在考虑探索美术学学科下二级学科的建构,“当然这项工作期待明年有所推进。

雅昌艺术网专稿 文中静态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且部分文字源自第二届中国艺术教育论坛速记稿,因时间之故未由与会者审核)


[责编:柯昌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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