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服不应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

2025年秋季开学了，不少孩子要进入学校，穿上校服开始崭新的人生。看到孩子们身上的校服，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担心，于是写了这些文字。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说出来，未来的日子会更加担心。

上个月，甘肃父亲邓建国因质疑校服质量问题，被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七天的事情曝光后，不少人谈的都是“部分基层执法者的认知问题”。但一个“工商个体户”能改变“公权力的认知”，这才是让人细思恐极的地方。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庇护下，在校服“产销购”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权、发展个性与才能权的侵犯与忽视。

甘肃庆阳市向宁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把父亲邓建国抓起来的报案人是兆春服装厂。根据工商注册显示，宁县兆春服装厂是一家成立于2020年的个体工商户，就是这个“个体工商户”却以一己之力超越当地所有的服装企业，占有了庆阳市七县一区60%的中小学校校服和企事业单位工装的生产销售。

因为当地中小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加持，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兆春服装厂就成为了我见过的最牛的个体工商户。总投资从100万暴涨到1500万，翻了近15倍以上。生产面积从1000平方增加到3000多平方，新建了生产包装车间、成品及原料仓库、行政办公及员工宿舍等。看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那种担心和悲哀是不是突然变得真实且触手可及。

兆春服装厂生产规模如此之大，市场占有率如此之高，为啥还要注册成个体工商户而不是公司制企业加入市场竞争，更容易获得政府招标采购资格呢？

第一、税收成本更低。个体工商户不属于企业法人，除了不需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个体工商户还可享受核定征收政策综合税负约2.7%，远低于公司制企业的税负水平。这些省下来的税金都是老板兜里的真金白银。

第二、风险逃避需求。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需要用个人财产对经营行为承担无限责任，但个人很容易把财产转移给配偶、子女，把自己变成无财产的“穷光蛋”，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

第三、“用爱发电”靠扶贫逃责。兆春服装厂是向宁县本地的“扶贫车间”，采用“车间驻村+居家就业”模式，优先聘用当地贫困群众，通过“工资按件结算”的方式支付生产成本。看似在促进贫困户就业的背后，实则是兆春服装厂不用给员工缴纳社保。同时，又能利用政策扶持导向，顺利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进入政府采购体系。

梳理完兆春服装厂把控当地60%校服和工装市场的最牛“个体工商户”的运营逻辑，大体我们就能看见，父亲邓建国维权无门之后，在网上吐槽兆春服装厂校服质量不合格，被当地执法部门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七天的背后，有着浓浓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子。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看的不是在消费者面前是不是违法必究以及对普通人是不是执法必严。

“地方保护主义”这两年在很多地方“死灰复燃”，也和目前大的经济环境有关。美国是中国服装出口的核心传统市场，总量占比18%-30%。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关税政策，导致中国对美服装出口增速显著放缓。2025年5月，出口美国服装暴跌34.5%，创下近20年来最大单月跌幅。造成国内服装工厂产能过剩，就业岗位减少，甚至很多中低端服装企业倒闭。就连健盛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选择在越南开始建厂，以规避美国的关税壁垒。

服装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门槛较低，上下游企业整合吸纳了上亿劳动力，是广西、江西、河南、辽宁等地区解决吸纳女性劳动力、农民工和脱贫群众的主要途径。预计未来三年，中小服装企业退出比例可能达40%，这将导致大量一线生产工人因企业倒闭而返乡，进一步扩大欠发达地区的就业压力。

在这种压力之下，为了解决服装行业的失业问题。2025年的这个开学季，江西省、辽宁省、广东佛山、黑龙江哈尔滨、湖北荆州等开始向深圳学习搞全市统一校服模式。通过“行政垄断”模式来扶持本地“兆春服装厂”这样的“个体工商户”，解决本地就业问题。按照当地教育部门的说法，“统一校服”是为了规范管理与公平，但在这个看似完美的政策下面，不仅儿童的权利健康被忽视，也是让贪腐有机可乘，更像是当地教育部门的“懒政”行为。

深圳市从2002年起实行全市校服统一款式。教育主管部门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了，但校服质量一直令人堪忧，这是深圳的自爆数据。这项执行了20余年的制度，一直在损害着深圳市成千上万孩子的健康。2019年，深圳市校服抽检不合格率高达36.25%，2020年仍维持在23.33%，2024年虽降至12.7%，主要存在着纤维含量不符、pH值超标、绳带不符合要求等问题。

上述的校服质量问题，除了容易导致学生皮炎、瘙痒以及窒息、勒伤等健康安全问题外，甲醛超标甚至将增加白血病、淋巴瘤的患病风险。根据《深圳居民健康白皮书2020》数据，深圳0-14岁儿童恶性肿瘤发病中，白血病占比39.7% ，远远高于2022 年 9月国际期刊《柳叶刀》对中国儿童癌症患病的研究和《国家儿童肿瘤监测年报（2022）》中全国儿童白血病32.89%的占比。

造成深圳校服质量问题居高不下的根源在于，统一款式的校服被参差不齐的服装厂家复制。2023年深圳市市场监管局通报显示，全市21家授权企业中，13家存在商标侵权纠纷，这中间的不良商家为降低成本选用劣质面料、偷工减料，而正规企业因为没有价格优势，深圳的校服市场呈现出来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大量的“地摊校服”、“后备箱校服”在街头巷尾泛滥，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成了劣质校服的“重灾区”。

所有被教育部门规定“统一校服”的地区，都在强调学生“自愿采购”，但当90%以上学生穿着同款时，未购买者易陷入“群体孤立”，与《中小学学生校服管理办法》中“学生及家长自主选择”的原则背离。其次，教育部门主导款式设计与招标，未充分征求家长、学生及学校意见（如江西某地校服款式“内定”），违反教育部“家长学生代表占比不低于80%”的规定。这种“事实强制”，剥夺了学生及家长的选择权，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

中国是全世界第一批缔约《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的国家，为此中国专门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儿童权益和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看，统一校服虽有规范管理等好处，但也抑制了公约和法律保护的儿童的诸多权益。

第一、《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第12条规定，儿童有权对影响自身的所有事项自由表达意见，且意见应根据其年龄和成熟度予以考量。《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9条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前，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充分考虑其真实意愿。”

儿童对校服的自主选择是儿童参与“校园生活事务”的具体形式。全市统一校服，显然是忽视了儿童的意见表达权，违反了符合《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儿童是权利主体”的核心理念。

第二、《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第31条强调，促进儿童个性、创造力与身心健康发展。统一校服虽能减少攀比，但强制统一款式可能抑制儿童的审美表达与个性发展，违反了《公约》“发展个性与才能”的要求。

第三、《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第27条规定，儿童有权享有足以促进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水平；《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要求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

校服的质量与价格直接影响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权，强制购买高价校服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而劣质校服不能有效控制甲醛超标、pH值超标的隐患，将直接威胁到儿童健康。严重违反了《公约》“保障儿童基本生活水平”的原则。

为什么《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是缔约国最多的国际公约，因为儿童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人类的未来。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能力提前知晓将有可能面临的风险，家长和老师是孩子的监护人，有责任站出来质疑决策的错误，警示不可知的风险。但是如果他们选择发生就被行拘，这就是不是至高的儿童权益被忽视，而是被剥夺了。

在中国的校服安全问题上，在经济下行各地开始“统一校服”的浪潮下，教师为人师表的独立人格不应该沉默，教育行政部门肩负的对未来的责任不应该被缓解就业所绑架，孩子永远不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沉默成本。因为没有健康的孩子，我们的社会就没有美好的未来。

来源：中国教育网